必须承认，在一百多年后，当我们将人们使用的语言与百年前相比时就会发现，人们的语言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的思维方式得到极大的改变，这的确是中华文明史上少有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也正因此在语言得到极大丰富、思维方式得到极大改变的背景之下进入到全球化世界结构之中。

秦汉帝国因铨选之失范坠往世卿世禄之上古，隋唐帝国则由科举之确立迈向选贤与能之近世。在前者而言参差不齐之政令从兹规范划一，对后者来说作奸犯科之后果由此确然可期。

湘人每自比于普鲁士人，所遵程朱理学也像黑格尔哲学摄心于客观之本体——自律如此方能谨守外在之法度。[12]法治对人要求极低，庶免乎怙恶之罪徒。仿佛上古墨家穿越重生，革命年代的共产党人以青春之血性使古老的帝国从面貌到体质皆焕然一新。及至末叶一改故辙，门户洞开纲纪驰——随自由化之泛滥不旋踵间明社已屋。两河流域最古之法典每在序言中颂赞天神安与地神恩利尔，视其为法所从出之神圣源泉——而华夏先民亦将皇天后土奉作是非曲直的终极裁判。

作为讨元之官文，宋濂《谕中原檄》非惟驱逐胡虏之民族主义宣言，抑亦恢复中华之保守主义公告。利维坦精力绝人，故可由繁密之律法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一旦处置失当便极易成为怨府祸梯。西方的此种完善制度，是市场秩序或伦理的典型反映。

中华法系的内在精神，我认为就是它的"亲伦精神"，就是以亲属伦理（东方内陆型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以"教"为核心的伦理）为灵魂的特质。）代表了古人的一般认识。这种人民观，与西方法系的"人民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有所谓"泥足法庭"，以赶集小贩经常灰泥满鞋而得名，法官直接由赶集商人小贩担任，专门即席审理发生在市场上的民事纠纷和轻微违法行为。

事实本来如此，至多可以用更为准确的语言表达一番。"市民"和"公民"身份系一物两面：对经济生活为"市民"，对政治生活为"公民"。

讲圣贤道理或情理来教训人、决讼，更有人情味，更有亲情感，亲属之间最大的维系是个"情"而不是既定的"法"。《三侠五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59～60页，等等。三是"各打五十大板"或"四六分问"的判决，也典型地体现着亲伦原则或家庭伦理原则。后来的西方社会，这种原则基本上保留下来，如至今西方很多自治地方仍保留了民选法官的制度。

中国的这种"笞讯"，即法官可以随时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出现于法庭上的吏民施加的挞击，正是家长式权威的体现，正是家或亲属伦理的体现。法家认为人类初期"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这种城市公社上接古希腊城邦之绪，下属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式法治国家先河。依据市场的情形或市民伦理，必然推出国家与法律来自社会契约的结论。

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注：《管子·君臣下》，《商君书·开塞》。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国家与法律起源的一般观念。这样一来，在政治中，最高权威只有君权，哪怕这一权力不由名义上的君主行使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其法律皆体现了各自的伦理。原告被告在法庭上都被视为刁儿顽童，只能跪着听讯。若人身依附，人格权有差，则必有强买强卖，实为掠夺，不是市场交易。但他竟不怎么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充当起家长来。他眼下仗着权威废止或违背家规，也正是他修改家规的方式之一，只要理由"正当"。中国诉讼程序所体现的家伦理或亲居伦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圣贤们讲的情理，多是以亲属关系出发，以亲伦设譬，是关于亲属关系原则之理。遵守已故的前任家长（甚至上溯至十代二十代）所立的家规家法，一直被中国传统社会视为美德。

不同的法系、不同民族的法，在伦理取向或侧重点上确有差异。"（注：《荀子·礼论》。

"（注：卢梭《论政治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9页。与中国相反，西方法系的审判，追求"公共裁判"和"独立裁判"。

"（注：西塞罗《法律篇》，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58页，61页。二是为满足亲情或亲属伦理的需要，法官所为判决常常远远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人权宣言》总结了欧洲数千年文化之精义。要君主守法，本身就违背了专制君权的原则。

这种"誓盟城市公社"及其"自治法庭"，你简直无法认定它是"市民社会"还是"国家"，因为它实际上兼有二者的特征，属二者的结合或过渡之情形。人们常说中华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的法系或传统。

"人是上帝赋予的各种各样活的生命中唯一具有理性和思维的生命"，"人是具有充分理性的动物"。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是在寻求一种客观中立的仲裁（共同信赖的第三者的仲断权），而是在与他人争讼时寻求更有权威、有势力的"在上位者"的庇护、支持。

不可让其有什么"权利"。）这种"人民观"，也就是认为人民原本是没有理智的愚民，不能自然为善，必须由圣贤去管治、引导、教化，然后才可能摆脱"趋恶"的自然之势而走向良善。

因为一切市民都假定为人格平等且自由自主，因而没有任何人被假定为有公正无私德高望重足以断决纠纷的家长制权威。""体"即礼教之秩序。到了卢梭，正式将前人的主张归纳升华为系统完善的"社会契约论"。这些归纳，我认为基本上是对的。

）有时"（亲属）名分面前无是非"。（注：《醒世恒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68～170页。

家长治家及管教子孙、裁决争讼，当然很少会学究式地引用某条家规家法为根据，当然会更多地依据圣贤道理、情理。（四） 中国法系的亲伦精神，我们更可以从中华法系特有的"家长制审判模式"来认识。

）认为圣贤应"以身作则"，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圣贤为后世确立了法则。"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欧洲中世纪尚且如此，单独的民法典、诉讼法典、商法典的出现都是中世纪晚期乃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